中华遗嘱库的起用，跟中华骨髓库，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一样，具有以人为本之义，破解了“遗而难嘱”的现实难题，于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上也是一种创新，体现了公共服务个体的基本原则。
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不超过25%。经过研究北京一些法院的立案情况发现，家庭纠纷中有四成系遗产继承引发。而从娄师白、许麟庐、季羡林等文化名人逝世后引发的遗产继承纠纷看，建立一个公正而具有法律效力的遗漏平台，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生前了却身后事，放下压在心头的最后负担，从而实现真正的老有所乐，中华遗嘱库的制度平台，显然承担了这样的功利，实现了公众诉求，也为社会管理方式提供了辅助手段。
无论从程序上看，还是从结果上看，中华遗嘱库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程序上，严谨而科学的登记流程、技术辅助、律师指导、证人见证，使之形成的证据在法庭上几乎可以做到无懈可击，弥补了无见证遗嘱的短板，因此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避免争议和纠纷的产生。加上免费服务的人性化，开放式的平台，最大程度吸引老人们前来登记留言，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实现源头管理。在结果上，由于有了程序把关，避免了遗嘱本身的不合理性，加上遗嘱属于行为能力下的自愿表达，能发挥排他性、唯一性的效果，足以树立起令人信服的权威。
一个温情而令人满意的社会，必然要具有一个周全而人性的公共服务体系。遗嘱看似个体事、家庭事，其实也是社会事、国家事。人为国之本，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尊严得到体现，才能构建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因而，从生老病死各个环节，实现无缝的全程服务，理应成为检验一个社会公共服务质量的试验。中华遗嘱库填补了一项制度缺陷和服务短板，更是“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的践行的深化，应当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
（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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