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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制》，“全国十佳刊物”之一，是以普法为主旨的群众性法律刊物。
2018年3月，正值中华遗嘱库成立五周年之际，《民主与法制》对该项目进行了专刊报道。
现将全文与大家分享。
据调查显示，2017年北京各法院受理的继承纠纷案件中，七成因缺乏遗嘱导致，而在剩下的案件中，因质疑遗嘱真实性的诉讼案件中，六成遗嘱被认定为无效遗嘱。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尚绍华提交了《关于加强、规范遗嘱库建设的提案》。不仅在当年，尚绍华委员已经连续数年提出有关遗嘱库的建议。
尚绍华委员曾表示，遗嘱库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遗嘱理念，积极预防和化解因财产继承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保障老人处分财产的自由，是一项适时、有益、针对老年人特殊需求、专门促进“老有所安”的社会公共服务创新，应予大力支持。
除了尚绍华，近几年，民盟、台联、致公党等民主党派也将发展目光投到遗嘱库建设上，纷纷提出建议。
在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台联云南省委员会提出建立云南遗嘱库的集体提案。建议应由省民政厅牵头，争取与中华遗嘱库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中华遗嘱库云南分库，依托其成熟的运作经验，规范的遗嘱范本，专业的工作流程和保密措施，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优质的免费服务。
缘何本属家务事的一纸遗嘱不断获得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的关注？
我们为什么要立遗嘱？
2016年8月5日，浙江嘉善干窑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说在姚浜街一幢倒塌的废弃房屋中，工人清理时发现一个木盒，里面有39张银行存单。
民警出警后调查发现，所有存单都是一名阮女士在1999年至2001年间存入，合计数额超过7.9万元。
派出所民警从社区及周围邻居处得知，该处房屋自阮女士2004年去世后一直空置，阮女士的丈夫1987年去世后，阮女士便独自一人居住，儿女都不在本地，很少过来探望。最终警方在废墟中找到数封信件，以此为切入口，通过公安系统查询到阮女士儿女的联系方式，将遗物交还。7.9万元的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如阮女士邻居所言，老人平时省吃俭用，十年如一日的节俭才换来厚厚一摞面值两三千的存单。可能就连阮女士都没想到，要没有民警的帮助，自己的这一箱积蓄临了也没到儿女手里。
像阮女士这样等到房屋坍塌才让遗产重见天日的案例不多见，但是下面要说的王秀莲老人和董先生的遭遇，相信很多办理过相同手续的人都深有体会。
七年前，王秀莲的独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为继承儿子留下的房产和存款，老两口跑了很多地方、走了很多程序，虽然麻烦，但是最后也还算顺利。直到四年前，老伴儿的突然离世，一下子让王秀莲陷入窘境。
家中的钱一向是王秀莲老伴儿管着，因为走得急，王秀莲甚至连银行存款的密码都没问出。家里的现金当时都用在医药费、住院费上，导致王秀莲连火化费的钱都拿不出来。
董先生在父亲去世后，来到家附近的商业银行咨询，想查一下父亲生前在该银行有没有存款。
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他因涉及个人隐私，不能直接透露，只能靠董先生托公证处过来查询。因老人生前爱藏钱，找不到凭证，不清楚老人生前在哪家银行有过存储，董先生只能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的查。
许多老人都有藏存折的习惯，有的老人还有收藏品。但大部分老人生前不会将自己的财产情况告诉他人，导致他们的家人，常常因为财产下落而与老人身边的人（甚至保姆和服务员）产生激烈的纠纷和矛盾。
在娄师白、季羡林等人的遗产案中，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就是价值天文数字的作品和收藏品的下落问题。
在所有安排中，立一份遗嘱可以说是最容易采纳的方式之一。
对于财富传承而言，遗嘱不仅仅是简单易行，它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财产清单。
相信如果王秀莲的老伴儿、董先生的父亲生前立有一份遗嘱，交代好财产情况，那么王秀莲和董先生就不至于在忍着亲人离去的巨大悲痛之时还要遭遇慌乱无措与焦头烂额。
除了交代好自己的财产清单，遗嘱最突出、最重要的功能还有定纷止争。对遗嘱真实性存疑以及法定继承与个人愿望不一致成为继承纠纷的两大诱因。
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独生子女所能继承的家庭财产，可能仅占1/4、1/8甚至更少。与当事人的愿望差距很大。
同时，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对对方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家庭财产的真实情况不了解；以及再婚导致财产关系复杂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家庭纠纷的隐患。
一份遗嘱即是一份保障
经考古发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遗嘱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一名埃及人立下的，4500年过去了，立遗嘱在西方国家早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此前，有调查显示，有30%的美国人选择在35岁之前订立遗嘱，55%的人则在45岁之前就立好遗嘱，只有0.5%的人等到75岁之后才写下他们的第一份遗嘱。
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国外名人，如迈克尔•杰克逊、戴安娜王妃、惠特尼•休斯敦、约翰•肯尼迪都早早立下了自己的遗嘱。
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会选择在结婚或者孩子出生时就把遗嘱立好，不仅仅是因为想给对方一点保障，一份遗嘱还会牵涉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很多很复杂的税务问题。
反观国内，近几年发生多起名人遗产纠纷案，香港华懋集团董事长龚如心遗产官司、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遗产官司、“废钢大王”吴岳明财产继承权风波……
2015年6月25日，传奇晋商阎吉英辞世。他生前被人们称作山西“焦炭大王”，同时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投资旅游业第一人。
他的三佳集团拥有焦化、旅游两大产业，员工7000余人，总资产60亿多元人民币，绵山风景名胜区游览面积74万平方公里，年接待游客的能力达到150万人次。在建的山西三佳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将成为全国大型有机硅生产基地。
由于生前没有立下遗嘱，阎吉英死后导致他的“两妻子及7个子女”激烈争夺百亿资产，他的突然离世也让他的商业帝国面临分崩离析。整个集团企业一时间全面停产、业务停滞、员工欠薪，无法偿还银行贷款。
2016年12月29日，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再二审程序的齐白石弟子、著名画家许麟庐遗产案终于告一段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了许麟庐遗孀为这笔遗产的继承人，这也意味着涉及72件名人字画包括二十余件齐白石、徐悲鸿真迹等标的额高达21亿元的遗产继承纠纷案历时四年之久终审落槌。
许麟庐的遗产纠纷在当今的艺术界并非个案，李可染、刘海粟、王式廓等人的家庭也都在其百年之后遭遇了遗产纠纷的官司。
如李可染就因猝然辞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以至于后来的家属对遗产的分割“数不清，理还乱”，家人和谐关系严重受创。
如何在人身故后，让自己的财产交给心仪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不因遗产的分配严重影响家庭的和谐，甚至挑战家庭伦理。早在2007年，年仅三十却已成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陈凯律师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
民政部公布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在这超过两亿的庞大群体中，最乐观估计，订立遗嘱的人数也只有1%。
在中国，老年人不愿写遗嘱大多源于传统文化，忌讳谈及死亡，触碰遗嘱仿佛在诅咒自己。而子女若是跟老人提到立遗嘱，更被视为不孝。
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就的第一批受益人正走向垂暮之年，他们当中大多生有多子女，财产分配问题终究不得不摆上明面探讨。
另外，有专家、律师提醒，哪怕是独生子女家庭，对遗产的继承毫无争议的，没有遗嘱也往往会在继承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的麻烦，因此，事先立有一份遗嘱实有必要。
写遗嘱就不会有纠纷吗？
没有遗嘱会有后患，写了遗嘱就一定能避免继承纠纷吗？
陈凯很遗憾地告诉记者，恐怕不能。“无法自证真实、难以排除胁迫质疑、无法证明精神状况成为挡在立遗嘱人面前的三座大山。”
一份当事人书写的遗嘱，若干年后出现在继承人的面前，如果有人质疑遗嘱的真实性，认为是伪造或者被篡改过，这时该怎么办？
也许有人会回答笔迹鉴定，但亚洲女首富、华懋集团董事长龚如心生前与其公公围绕其丈夫王德辉留下的400亿巨额遗产的世纪争产大案似乎松动了这一建议，在质疑面前，笔迹鉴定的担保也有风险。
即便遗嘱是当事人订立的，在家庭的外衣下，不乏家人胁迫订立遗嘱的情况出现。家人胁迫起来不但方便操作、容易实现，更很难被外人察觉。一旦在胁迫下订立遗嘱，外人几乎无法证明这份遗嘱是否符合本人意愿。
最后，面对一份无懈可击的遗嘱文本，质疑的人还会提出当事人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或者对订立遗嘱时当事人精神状况存疑，主张遗嘱无效，而这种情况的确很有可能发生。
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泰斗张隆栋的遗嘱风波，张隆栋教授去世，留下数份《遗赠扶养协议》，将东四西大街一处房产赠与照顾其12年的雷氏夫妇。
但经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定，因张隆栋患有精神类疾病，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将房子判归张隆栋养女所有。
中国政法大学刘新熙教授指出，在财产继承纠纷中，许多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立遗嘱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虽然很多老人在订立遗嘱时身体状况良好，但如果当时未进行精神鉴定，一旦在立遗嘱后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也很难证明到底是立遗嘱时就有病，还是之后生的病。”
刘新熙表示，因未进行精神鉴定而产生的遗嘱纠纷并不少见，往往是反对遗嘱的一方出具了老人存在精神方面问题的证明，而认可遗嘱的一方没有任何有效证明，导致遗嘱的法律效力得不到认可，立遗嘱人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即便有实锤证明不存在以上的担忧，自书遗嘱也不是说写就写，谁都能写的。
怎么样写好一份遗嘱？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恐怕还真不知道怎么下笔。
各种技术细节让人迷茫：“我想设置继承条件，如果我丈夫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写财产的细节，不懂啊！”“我算不清我的财产值多少钱？”“我想把我的财产留给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母校，可以吗？”“我父亲现在还健在，谁知道以后的情况呢，我是给他留还是不给他留啊？”……
看来，没有专业的帮助，遗嘱真不好写。
遗嘱要如何保管？
知道遗嘱的重要性，并按照正规手续、专业要求订立了遗嘱，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不见得！想告诉您，遗嘱的保管可能关系到老人晚年生活的质量。
孙华香老人在自己65岁大寿的生日上宣布了她要写遗嘱的消息，把自己名下的三套房分给三个女儿，一人一套。
生日席间，大家欢声笑语，气氛融洽，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可让孙华香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麻烦就来了。
先是不常探望自己的小女儿一大早就大包小包过来探望，说是来看看老妈妈，但是三句不离房子。没说几句就开始抱怨自己的儿子明年要上小学，可是现在居住的房子周围没有好学校，老大老二的孩子都已经上初中，所以老人名下的那套最贵的学区房应该留给她。
大女儿得知后，立马过来跟老太太理论。
说父亲走了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和大姑爷照顾老太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最值钱的学区房要给三女儿。
二女儿虽然没闹，但也抱怨老太太这么分不公平。深圳的房价这么高，学区房与非学区房、地段好与地段差、平米大与平米小等等都有很大差别，算下来有小百万的差距。
面对三个女儿口水与眼泪的双重攻势，孙华香叫苦不迭，遗嘱改了又改，总共写了不下数十封。
一个人立遗嘱，其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立遗嘱而立遗嘱，真正的想法是将遗嘱在合适的时机取出，交给正确的人，作为执行遗嘱的依据。
因此，光立好遗嘱，没有进行正确的管理，遗嘱最后也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那么，写好的遗嘱要交给谁呢？
交给律师保管？
按照中国的法律，虽然与客户签署委托协议的是律师事务所，但是常规中管理遗嘱的却是律师。当律师因为跳槽、调动等原因离开原单位，被保管的遗嘱将面临很大风险。
2016年6月国内某知名律所发生水管爆裂，导致大量文件被泡，损失难以估计。
如果没有妥善的流程管理及安全的设施保障，客户信息与遗嘱文本的传递在风险面前几乎处于“裸奔”状态。
交给亲友保管？
如果有自己信任的亲友愿意帮忙，有人认为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实际情况中，许多亲友不愿意趟这趟浑水，担心被没分到财产或少分到财产的继承人攻击，倘若在遗嘱未生效前被继承人得知，还会被其纠缠。因此由亲友管理遗嘱，也不是上策。
交给继承人保管？
这种做法不仅将来自己要修改遗嘱时会碰到阻力，还有可能提前泄密，让继承人知道自己可以继承到财产，对财产的归属产生期待。如果发生计划外的事件导致继承人对财产期待的落空，很多情况下，点燃了矛盾和怨恨的导火索。
许多家庭因为老人更改遗嘱而产生纠纷，其根本原因在于老人过早将遗嘱内容告知他人，或保管遗嘱不科学。
如果有一个中立的社会机构代为保管遗嘱，老人只需将立有遗嘱的情况告知家人即可，自己随时更改遗嘱也不会产生家庭纠纷，这样反而有利于激励家人关爱老年人。
说了这么多，看来，立遗嘱真是一个需要托付专业人员或者机构、值得被考虑的事，毕竟家和万事兴。
作者：《民主与法制》李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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