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相关，人们仍纷纷来排队，这些“留言”已不再避讳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30多平方米的接待大厅里坐满了或预约或办理遗嘱登记的中老年人，熙熙攘攘的景象着实让记者吃了一惊。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提前订立遗嘱

今年58周岁的李先生是与妻子邓女士一起来办预约遗嘱登记的。问及为何这么早就想着办遗嘱，邓女士说，她母亲的遗嘱就在这里办的，非常省心。他们虽只有一个孩子，立遗嘱可简化孩子将来办理财产过户继承的手续。再者，他们俩都已退休，以后会全国各地自驾游，天灾人祸谁也不想，但谁也预测不了，早点安排好身后事才安心。因其不满60周岁，登记中心为李先生预约办理遗嘱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在其满60周岁生日的第二天即为其办理。邓女士说，等明年李先生来办遗嘱登记时，她再预约自己满60周岁办理遗嘱的时间。“反正，尽量不给孩子找麻烦，我们想得开，遗嘱跟死亡没有必然联系，反而是家庭的一份保障。”

因排队预约的人太多，要等上八九个月才能办理遗嘱登记，一位刚刚进门正在填写资料的阿姨一听有些急了：“怎么要等这么长时间，万一这中间我出事了怎么办啊？”

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副主任冯杰兵告诉记者，办理遗嘱登记的时间已排到2019年4月。冯杰兵还告诉记者，2017年12月，有位刚过55周岁生日的女士前来预约遗嘱登记，第一中心为其预约的时间为年满60周岁的2022年12月12日。

记者的脑子一时有点转不过来，我国的传统文化里，遗嘱与死亡相关，因此非常忌讳，可北京第一登记中心的情形说明人们的观念已是今非昔比了。

根据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的估算，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中，立有正式遗嘱的不超过2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对一段时期内的遗产案件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有73%的案件是由于没有遗嘱导致的，而即便是有遗嘱的案件里，也会有60%是因为遗嘱无效引起更多纠纷。

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年共同发起了中华遗嘱库这一公益项目，免费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起草、登记和保管的服务。启动5年来，该项目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重庆和南宁等地为8万多名老年人办理了遗嘱登记。

十一届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理事长、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凯表示，创立中华遗嘱库就是希望通过树立公众“法德共治”“依法治家”的理念来推动家庭的和谐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遗嘱库是在打造一种公共服务，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

中华遗嘱库公益推广部调查发现，当前，认为一定要订立遗嘱的比例从12.4%上升到43.22%，上升了249%，这证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提前订立遗嘱，对遗嘱看法越来越开明。

陈凯认为这种转变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家庭财富有了极大增长，随之而来的家庭遗产继承纠纷也呈暴增之势。

二是传统观念受到现实冲击。近年来，名人、企业家，甚至普通家庭因没立遗嘱导致后人争遗产、上法庭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遗产官司、香港华懋集团董事长龚如心遗产官司、传奇晋商阎吉英的财产继承权官司等，都让国人有所警醒。齐白石弟子、著名画家许麟庐尽管有自书遗嘱，可因对遗嘱真实性的质疑，此案历经4年之久，直到2016年12月29日，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才确认了许麟庐遗孀为其遗产继承人。这件涉及72件名人字画标的额高达21亿元的遗产继承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而许麟庐遗孀因官司从93岁打到了98岁，家庭关系也遭到重创。

老人晚年最在意的不过两件事：一是身体，二是家庭和睦。中华遗嘱库秉承“生前保密，身后传递”的理念，既解决了老人们“想写没地方写，想写不敢写”的难题，满足了老年人独立自主处置财产的需求，也避免了家庭因财产分割而诉诸法庭。也因此，来中华遗嘱库办理遗嘱登记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

遗嘱登记当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记者了解到，由于人手不足，再加上遗嘱登记办理有着严格的流程，以致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每天咨询和预约的达上百人，而每天能够办理遗嘱登记的只有20人左右。作为公益项目，陈凯希望政府能进一步培育和支持中华遗嘱库的发展，包括遗嘱登记的宣传、推广及服务覆盖面的扩大等，以满足全国各地老人的需求。

陈凯说，我国继承法对遗嘱登记问题并无涉及，在学界和实践中也未对遗嘱登记进行实质研究。去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为了避免自书、代书等类型的遗嘱在效力上可能存在的风险，除了做公证之外，还应该开辟新的形式，例如让公益组织、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等具有法律常识、权威性较高的机构和人群积极加入，作为遗嘱见证人，不仅可以为订立遗嘱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且费用也能较公证机构低。该报告从侧面提出了遗嘱登记的问题。鉴于此，陈凯建议，新继承法应对遗嘱登记制度进行法律确认。

2015年，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正式实施。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继承人办理继承过户的，可以持遗嘱办理，继承权公证并非必须程序。

这样一来，核查遗嘱的真实性难题就凸显出来了。陈凯介绍说，现实中，不动产登记部门很难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发现遗嘱是否为真实遗嘱。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与中华遗嘱库进行信息对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部分遗嘱的真实性问题，这就存在信息互通问题。同时，陈凯表示，当前中华遗嘱库跟部分法院有对接，但并没有跟整个法院系统对接；如果中华遗嘱库信息能与死亡人口信息互通，同时与房产登记部门、审判机关共同建立信息对接，消灭信息孤岛，就能极大地降低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不过，这肯定不是件容易事。”陈凯说。

遗嘱登记的市场相当大，目前我国有2.4亿老年人，且每年以超过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即使10%的老年人有订立遗嘱的需求，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遗嘱服务部门也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公共服务需求。

陈凯认为，如果能突破原有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将民间公益组织的力量也纳入之中，这将会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个成功典范。“在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和家庭财产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中华遗嘱库将会成为公共法律服务的一大亮点。”